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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毒素研究的历史以及现状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就医网 录入时间:2007-6-9 17:01:44

 

 

  我国古代的先人们在寻找食物和药物的长期实践中,经过误食中毒甚至死亡的教训与经验,逐步学会了利用毒素做成凶器,杀灭野兽,用来保护自己,同时也学会了利用毒素来治疗疾病。
我国生物毒素研究简史
  秦汉
  我国对毒素的认识始于公元前200多年前,有古籍为证:
  《周礼·天官·冢宰》中就有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
  《素问·汤液醪论》中也有“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讒石、针炙治其外”的记载。
  《山海经》中有“莽草可以毒鱼,芨可以毒鱼”的记载。
  《尚书·说命》中有“药弗瞑眩,厥疾弗廖”的记载,意即欲除顽病痼疾,需选用峻猛劲药起剧烈反应,以毒攻毒后方可见效。所谓“峻猛劲药”者,多为“毒剧中药”也。
  《五十二病方》中有“毒乌喙(即乌头箭射伤中毒症)”的病名,以及毒堇、乌喙、雄黄、半夏、藜芦等百余种有毒中药治病的记载。
  ……
  提到我国古代毒物学就不能不提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代表作《论衡》一书中,有专门的“言毒篇”,其中载有“谗夫之口,为毒大矣”,“夫毒,阳气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虫则为蝮蛇蜂虿,在草则为巴豆冶葛,在鱼则为鲑(即河豚),……故人食鲑肝而死”,“江北地燥,故多蜂虿,江南地湿,故多蝮蛇”,“美酒为毒,酒难多饮;蜂液为蜜,蜜难益食……”,“天地之间,万物之性,含血之虫,有蝮,蛇,蜂,虿,咸怀毒螫,犯中人身,获疾痛,当时不救,流遍一身,……”,这在当时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同时也反映了“毒素与中毒”的客观存在。尽管王充对毒素的来源作出了不正确的解释,但他对中国古代毒素学乃至世界毒素学的发展仍功不可没。
  在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中有这样的描述:“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遇七十毒”。我国古人对“毒”的实践成果在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书中共记载了365种药物,其中“多毒,不可久服”的专主大病的125种“下品”,约占全书的l/3。汉代“医圣”张仲景指出:“药以治病,因毒为能”,在其代表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用大承气汤、大黄牡丹皮汤治疗急腹症,真武汤、四逆汤、附子汤等治疗亡阳厥逆、阳虚体衰,附桂八味丸、桂枝附子汤等主治寒症疼痛等就是善用、巧用有毒中药治疗急重症的杰作。此外,据后人考证,汉末医药学家华佗著名的“麻沸散”也主要是由羊踯躅、曼陀罗花、生草乌、香白芷、莨菪、天南星等有毒中药组成。这说明我国古代已认识到担任急重症治疗者常为有毒中药。
南北朝
  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一书中记载:“乌头,可以煎汁传箭射禽兽”,“羊吃羊踯躅的叶便踯躅而死”,这说明,在自然界中,植物毒素广泛存在,随处可见,由此而出现了箭毒、箭毒素(Curine)之名。
  在南北朝刘宋时期,我国的第一部炮制专著《雷公炮炙论》中更是记载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并提出了通过炮制而减轻药物的毒性或烈性的理论。
  唐宋
  唐代“药圣”孙思邈也有用有毒动物药治疗顽症的经验传于后世。到了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载的需炮制的中药有185种,其中大部分是有毒中药。历代名医在使用有毒中药时,十分重视饮片性味、配伍组方和炮制减毒的方法和规律,这大大推动了毒素研究的发展。
  明清
  明代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全书共52卷,记载有1892种药物,其中包含了有毒药物312种,按“毒”性大小、形态等,分为大毒、有毒、小毒、微毒4大类,将“毒草”列为一类,并记载有大量的解毒剂,例如砒石毒用鸡羊血,半夏毒用生姜汁,丹砂毒用兰青汁,钟乳毒用鸡子青,雄黄毒用防风,水银毒用炭末,砂毒用绿豆汁等解毒。这说明,当时的学者对毒素已有相当的了解,并有较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更提出了解毒的办法,建立了我国的毒理学(Toxicology)。
  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共收编1714种植物,其中编入了44种毒草,并描述了毒草的生活环境、分布、形态及其危害。
  当然,我国古代对毒素的认识也曾经历过曲折,例如对马钱子毒性的认识,就经历了从“无毒”到“有毒”,再到“大毒”的过程。马钱子始载于《本草纲目》,李时珍论其“苦寒,无毒”;《本草汇言》中言其“有毒”;《本草原始》载“味苦,寒,有大毒”;之后,《医学衷中参西录》提出“其毒甚烈……开通经络,透大关节之力,实远胜于它药也。”
  当代
  今人杨仓良、程方等编著的《毒剧中药古今用》和《毒药本草》(1991年),杜贵友、方文贤主编的《有毒中药现代研究与合理应用》(2003年)当属当今论述毒剧中药的较好的专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一部)中,有24种中药被标明为“小毒”,38种标明为“有毒”,10种标明为“大毒”。《有毒中草药大辞典》(1992)亦对有毒中药作了详尽介绍。
  此外,美籍华裔毒素大师杜祖健在20世纪90年代创办了《Nature Toxins》杂志,并在1983~1995年期间,主编了8大卷《Handbook of NaturaI Toxins》,分别以“昆虫毒素、过敏原、无脊椎动物毒素”、“海洋生物毒素”、“细菌毒素”、“爬虫类毒素”、“植物与真菌化合物的毒理学”、“食物中毒”和“再论细菌毒素”8卷出版,这是一套最新、最全、最权威的毒素著作。他用日语撰写的《中毒学概论》,在日本出版(1999年),后又为台湾何东英翻译,并在台湾出版(2003年)。
所有这些,标志着全世界毒素研究已达到了学科成熟,全面发展的阶段。全世界的毒素发展,包括我国在内,从上古的起始时代,到经验积累、认识发展阶段,再进入到学科成熟、全面发展阶段,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特别是近几十年,毒素研究领域发展很快,并已经形成与其它学科紧密联系的重要的边缘交叉学科———毒素学(Toxinology)。
  1962年,国际毒素学学会在美国成立,并出版了专业性杂志《Toxin》及会刊,每隔3年举行一次国际毒素学术会议。
  而在我国,现代毒素研究过去只是分散在各个实验室里,在1978年和1981年,由熊郁良教授发起,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召开了两次蛇毒研究和利用的学术讨论会,对我国的生物毒素学术交流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
  1981年,中国生物化学学会成立了毒素专业委员会,在近20年中,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会,编印了《蛇毒研究与蛇伤治疗》(1981年)、《蛇毒的生化、毒理和应用》(1983年)、《毒素研究和利用》(1988年)专题论文集,对生物毒素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5年,中国生物化学学会毒素专业委员会在福建邵武召开了我国首次“毒素研究和利用”学术讨论会,揭开了我国生物毒素研究的新篇章。特别是1988年,由陈远聪、袁士龙主编的《毒素的研究和利用》,正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内容不单是蛇毒论文,还包括蜂毒、蝎毒、蜈蚣毒素、细菌毒素、植物毒素、昆虫毒素、海葵毒素的研究成果,较全面地总结了各个毒素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论文集。
  1989年,由汤圣希、陈远聪教授发起的,由广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与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共同举办国际毒素学术会议(桂林),规模空前,出席会议的中外代表300余人,其中有来自十余个国家的外国学者60位。会议有210篇论文摘要被美国的《Toxin Review》、《Journal of Toxinol?鄄ogy》杂志采用,于1990年第9卷以“专辑”形式刊出,标志着我国毒素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并与国际接轨。在此会议上,两百余位与会者签名发起组建“中国生物毒素学会”,推举陈冀胜、陈远聪、刘岱岳、余传隆、覃公平等人负责筹备,并得到当时光临这次会议的国际毒素学会主席P.Rosenberg教授、前主席李镇源教授及秘书长D.Mels教授的赞同。但遗憾的是,因当时国家整顿学会组织,暂停审批新成立学会而错过了良机,未得到民政部批准从而陷入困境。
毒素研究工作者的心声
  现在,我国参加毒素研究工作的人员更多,力量更强,水平更高了,已有4个学会都有“毒素专业委员会”,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毒素组织,这显然不便于团结全国毒素工作者,不便于组织大型活动,不便于与国际毒素组织接轨并参加国际毒素交流活动。目前,我国加入国际毒素组织者,只有“个人会员”,而没有“团体会员”,这对一个毒素研究强国来说是很不相称的。我们建议,要成立跨学科的中国生物毒素学会,包涵“四个毒素专业委员会”,实现“全方位”,这不仅是毒素工作者们的心声,也是时代的召唤。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责任编辑:un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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